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幅放缓但仍未下降

“碳排放来自能源消费、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土地利用甚至是日常生活、消费等诸多方面，而这些方面的碳需求又是相当长时间内不可改变的，这就导致了二氧化碳排放趋势呈总体增长。”清华大学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骏在2019中国气候投融资国际研讨会上说。

加强绿色投资，推广新能源

生态环境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下降4%，比2005年累计下降45.8%，相当于减排52.6亿吨；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达到14.3%，基本扭转了二氧化碳排放快速增长的局面。

这要归功于我国采取的诸多减缓二氧化碳排放增幅措施。如上海临港海上风力发电项目投资约30亿元人民币，减少标煤17万吨、二氧化碳4万吨；又如大连液流电池储能调峰电站的储能项目与可再生能源结合，从综合利用看，碳排放效应比化石能源发电将减少2/3以上。

“使用新能源产生的碳排放比使用煤、电等要低很多。提高能效或减少化石能源消费，就能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绿色交通也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同样的运输量，高铁可比公路运输降低90%的能耗，同时也降低了相应的碳排放。”马骏说。

“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占全球的30%，增量占40%；电动汽车生产量、保有量占全球的50%。此外，植树造林，增加绿化面积，增加的森林碳汇也占到全球的20%。”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说，“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我国最近20年累计节能量占到全球的58%，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贡献。”

解振华表示，我国通过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能源结构、节能提高能效、控制非能源活动温室气体排放、增加碳汇、加强协同控制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截至2018年底，已提前两年实现2020年应对气候变化目标。

据测算，我国每年绿色产业投资需求超过两万亿元人民币，节能环保产业发展前景广阔。

让减排与防治大气污染双赢

“目前已经取得普遍共识的是，应对气候变化与解决空气质量问题有很强的关联性、协同性和一致性。”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郝吉明说，从关联性上看，两者都是主要由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导致的，尤其与能源利用密切相关。

由此可见，很多跨行业措施可以双赢，比如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的调整、能源效率的提高、工业和交通运输结构的转型，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改善空气质量方面，取得的效果是有协同性的。“特别是甲烷、黑碳、某些氢氟碳化物等短寿命的气候变化污染物，既是空气污染物也是气候变化的污染物，而对于减少短寿命气候污染物的研究和探索，今后应以更大的力度来推进。”郝吉明说。

我国应对气候变化不仅仅以行业为“单位”，同时还在进行气候变化适应型城市试点，呼和浩特、大连等28个城市被列为试点名单。比如深圳在过去10年里，碳排放量降低了26%，同时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均GDP已达到美国水平；城市能源和电力结构持续优化，城市能源和电力结构持续优化，核电、风电等清洁电源装机容量占全市总装机容量的30%；绿色建筑面积超过9544万平方米，绿色建筑规模和密度位居全国前列；植树造林增加全市绿化面积1136万平方米，成为全国减排模范城市之一。

此外，应对气候变化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更是全球行为，就如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在联合国气候变化高级别会议上表示的，在2020年后实现《巴黎协定》设定的全球目标，必须在切实弥补现有缺口的基础上，由发达国家率先行动，大幅提高行动力度、显著提前实现碳中和的时间，形成在技术上、经济上可行的政策路径，做出样板与发展中国家分享等。

对此，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中方首席顾问刘世锦建议，可在全球范围内推广10—20项对短期和中长期绿色发展具有明显的经济、社会效益的重大技术。“这样的话，国际社会和经济的绿色转型，就会有实质性的成果和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