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放缓，难度加大：我国大气治理进入深水区

“下一步，无论是从环保部门来说，还是从污染物来说，减排的难度都会越来越大。”近日，在2020中国蓝天观察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贺克斌对国家“十四五”大气治理形势进行了分析。

论坛上，亚洲清洁空气中心发布了《大气中国2020：中国大气污染防治进程》（以下简称《报告》）。

《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城市空气质量整体延续了过去6年的改善势头，但幅度明显减小；全国仍有一半以上的城市不能全面达到空气质量标准的要求，臭氧污染问题也日益突出。

迈入“十四五”，我国如何设定蓝天新目标、开启大气治理新征程？围绕《报告》相关内容和“十四五”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目标和路径，与会专家展开了深入的交流讨论。

PM2.5和臭氧成最大痛点

据介绍，亚洲清洁空气中心基于政府部门公开发布的数据，连续6年追踪并评估中国337个城市的空气质量表现。

《报告》显示，2019年全国337个城市平均达标天数比例由79.3%上升至82%；达标城市数量共157个，同比增加36个，但改善幅度明显减小。

部分城市出现反弹，如辽宁省14个城市的PM2.5年均浓度全部上升，山东省和陕西省绝大部分城市也出现类似情况。

此外，2019年全国337个城市6项主要污染物中，仅PM10、二氧化硫有小幅下降，PM2.5、二氧化氮、一氧化碳浓度水平均与2018年持平，臭氧则持续恶化。

贺克斌指出，主要污染物中，臭氧污染格外引人注目。“‘十四五’期间要重视臭氧和PM2.5的协同治理，在进一步采取减排措施持续降低PM2.5浓度的同时遏制臭氧污染上升的趋势。”

《报告》显示，自2013年发布臭氧数据以来，全国臭氧污染浓度水平一直处于上升趋势。2019年，全国337个城市的臭氧平均浓度同比涨幅为6.5%，其中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及周边等重点区域的涨幅更为显著，且年均浓度均超标。

“随着治理难度的加大，更要重视科学决策，持续推进能源、工业和交通的结构调整，提高精细化管理和差异化管理的水平。”亚洲清洁空气中心中国区总监付璐认为，大气污染治理已进入深水区。

“这对管理者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大气治理需要提升深入化、精细化、差异化的能力。”

付璐建议，PM2.5与臭氧的协同治理，需要依赖科技支撑优化减排路径，加强治理措施组合，确保作为前体污染物的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VOCs）在中长期实现全国范围内的“双控双降”。

需逐步加强精细化管理

近年来，大气污染防治精细化管理已在我国受到重视并逐步推进。2019年，我国全面开展大气颗粒物组分监测的城市扩展到93个，不仅站点增加，功能上也有了突破。

例如，在监测中区分臭氧达标区域和未达标区域，要求差别化开展非甲烷总烃和VOCs组分指标监测。

贺克斌表示，这些举措将为区域和城市大气污染防治提供更坚实的科技基础，也会提供更综合全面的分析。

而新兴监管技术则为移动源监管注入强劲动力。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副主任伏晴艳表示，我国大部分城市在2019年新建了尾气遥感监测系统和黑烟抓拍系统，上海、江苏等地使用这些新技术查处了在航船舶的违法行为。

用于重型柴油车排放监测的“OBD远程监控”的安装率也在不断提升。

付璐介绍，部分重点区域城市要求一半以上的重型柴油车安装OBD远程监控，并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非道路移动机械安装远程监控装置的工作也在推进中。

此外，钢铁行业启动了超低排放改造，对VOCs无组织排放管理提出明确要求。“这些举措，显示了政府部门对精细化管理的重视。”付璐说。

适时启动排放标准修订

《报告》对全国168个重点城市的空气质量管理的“努力”和“成效”进行了评价，形成了“2020年全国重点城市空气质量管理榜单”。银川摘得了今年综合榜的桂冠，拉萨、泸州、北京等13个城市表现优异。

而在“较差”城市中，山西省、河南省、安徽省城市各占三席，其中临汾继去年后再次垫底。

付璐建议，针对这些城市的不同处境，在“十四五”期间可对其设立差异化目标与策略。对“优等生”，应当适时提出“进阶”目标，既能推动其持续改善，亦能杜绝反弹现象。

而对未达标城市，可督促其向社会公开限期达标规划，明确达标的时间点和路线图。

开展减排标准和达标标准的修订工作，成为专家们热议的话题之一。

“目前我国大气治理的背景和形势都发生了变化，我国的大气环境治理已经从遏制污染物排放进入到空气质量转变的新阶段，污染物的种类、来源、构成等都发生了变化。”

北京大学环境工程学院教授张世秋说，现在我国的环境容量、大气质量、人类健康等都提出了新要求，减排标准也势必随之变化发展。

而贺克斌考虑的是减排标准修订对不同城市积极性的影响，“一些城市好不容易赶上车了，你们又把车开走了”。减排标准变化太快、定得过高，对一些城市的减排落实是个挑战。

亚洲清洁空气中心中国区项目主任万薇表示，在每一次的“提标”决策中，标准限值的选择不仅是一个科学问题，更需要权衡多种环境、社会、经济因素。

“减排标准的可行性和可达性，会受限于现有的管理能力、当前的空气质量水平、相关的科研基础和减排技术可得性等多种条件。”万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