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土新局：从卖“土”到卖“制造”

白云鄂博，蒙语名为“白云博格都”，在蒙语里的意思是“富饶的神山”。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白云鄂博矿，则是目前世界公认的最大稀土矿。

“一个制造业强国一定要把宝贵的原材料用在本国最需要的关键领域。”高风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强调。

高风平是内蒙古科技大学的一位教授，这家大学位于中国的稀土之都包头市，距离白云鄂博矿区只有一百五十多公里，因此他所带领的研究团队在稀土研究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

3月1日，工信部部长肖亚庆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对媒体表示：“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关注，我们稀土没卖出‘稀’的价格，卖出了‘土’的价格，就是因为恶性竞争、竞相压价，使得这种宝贵的资源浪费掉了。”

另外，肖亚庆还提到：“有机会可以看一看我们稀土生产企业，确实有不少环保问题，当地群众反映非常强烈。因为稀土市场好，就使劲的采、使劲的挖、使劲的炼，环境保护方面有很多反映。”

高风平向记者分析称，工信部认为稀土价格过低，一方面主要是因为稀土价格长期没能反映出环境成本；另一方面，目前我国稀土产品出口的附加值还相对较低，很多都是初级加工材料。

尽管从贸易的数量和金额上看，稀土是一个非常小的产业。然而，美国、欧盟等国家却纷纷将稀土当做战略资源对待。“现在的高科技领域，像机器人、人工智能、智能制造、新材料、航天航空等等所有东西几乎都离不开这个稀土。”高风平表示。

备受争议的稀土价格

中国从1985年开始出口稀土，在2010年左右出口量达到了全球市场的90%以上。根据稀土行业协会的数据，从2011年到2019年中国稀土出口总量不断攀升，但出口平均单价从2011年的14.37万美元/吨跌至2019年的0.952万美元/吨，下降幅度高达93.38%。

一直以来，中国出口稀土低廉的价格在国内备受争议。“稀土生产最主要的成本其实是环境成本，这个环境成本非常大。”高风平强调，如果环境成本能得到体现，价格就能涨起来。一旦环境成本得不到体现的时候，价格就下去了。

高风平进一步介绍称，稀土贸易二战之前就开始了，最开始在巴西这样的地方开采。当时从巴西出口到德国的时候差不多1.5万美元每吨。然后印度、南非也发现了。因为不在欧洲而在这些前殖民地生产，所以价格直线下降。后来稀土经历了多次的价格调整，每次增调价格都是因为环境问题。

“然而我们现在只卖了8000到9000美元一吨，算上通货膨胀，远低于早期的价格。这也是为什么肖部长说我们稀土卖出的是白菜价。”高风平说。

从2020年4月以来，稀土价格出现了持续的上涨。根据东吴证券分析师杨件的统计，从去年4月份到今年1月18日为止，金属铽、氧化铽涨幅分别为112.8%、117.8%；镨钕合金、氧化镨钕涨幅分别为66.7%、70.2%；金属钕、氧化钕涨幅分别为 85.2%、96.6%。

然而，稀土价格近期的高涨却引起了一些稀土企业的担忧。某稀土矿业公司内部人士程飞（化名）在接受采访时向记者表示，价格涨得太高了对上游和下游其实都不好。比如，2011年稀土价格暴涨到高峰之后又跌到了谷底，稀土行业有至少5年陷入了沉寂。“如果稀土价格过高，下游企业会千方百计地寻找替代品，就不用（或少用）中国稀土了。而我国是稀土大国，那大家都不用稀土了，那我们这个稀土大国的地位也不存在了。”程飞如此表示。

他认为，作为稀土生产企业，他们其实也不希望稀土价格高涨。因为价格涨了的话，下游磁材行业就不能很好的发展，“最好要给下游磁材行业提供廉价的原材料，他们才能更多的去应用，这样才能确保他们下游行业的发展繁荣。”

程飞还表示：“国外很多轻稀土项目本来都找不到投资，但是现在因为轻稀土价格涨了，就可能找到投资渠道。一些国家联合起来想要摆脱中国的依赖，其实现在是件可怕的事情，如果轻稀土价格太高，国外的轻稀土就可能取代中国的稀土出口。”

轻重稀土应区别对待

到2020年底，中国绝大部分稀土产业已经向北方稀土、南方稀土、中国五矿、中铝公司、厦门钨业、广东稀土等六大稀土集团集中，行业基本完成了整合。

程飞向记者表示：“目前黑土黑矿基本肃清了，整个行业从上到下都是要用专门的稀土发票。”

2021年1月份，工信部发布了《稀土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条例中表示，立法目的是“为了规范稀土行业管理，保障稀土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促进稀土行业持续健康发展，保护生态环境和资源安全”。“《稀土管理条例》强调总量指标进行资源保护性开发，对环境生态保护性生产，优化产业结构引导企业向下游发展，我觉得工信部部长提的不仅仅是说这个价格卖得差。另外也是想表示几大稀土集团的资源保护性意识并不强，有了法规要很好执行落实，保证政策稳定，避免大起大落。”高风平向记者表示。

他认为，即使我们现在形成了六大稀土集团，希望对稀土资源能够有效的把控，但是大集团之间的竞争也非常激烈。

程飞则对记者表示：“最后如果这个条例出台的话，稀土行业会更加的干净，整个行业链条的布局也会更合理。”

目前，我国稀土生产遵循《稀土指令性生产计划管理暂行办法》。办法规定，工信部根据国内外市场需求和本年度计划执行情况，商有关部门提出下一年度稀土开采、生产和出口计划。

高风平介绍称，我们现在的稀土产能非常大，指标从2018年的12万吨到2019年的13.2万吨，最近这几年也在持续增加，现在已经到了14万多吨。

关于指令性生产的执行状况，程飞向记者透露了一个细节：“某个稀土公司挖轻稀土，一年挖出来的量有时候超过了国家指令性计划，然后挖一个坑又埋回去，一直堆积起来，等于资源就浪费了。”

关于稀土生产的管理存在的难点，据高风平介绍，北方的稀土总体来讲管理会相对容易一些，因为它更多的是集中的矿脉，而南方的稀土埋的比较分散，也比较浅，挖矿相对容易，而且价格也非常的昂贵，比如有一种元素叫铽，一吨就是500万，比黄金还珍贵，所以这种情况下就容易形成偷挖偷采的现象。

此外，高风平还表示，目前另一个问题是中重稀土的进口问题。中重稀土有的时候通过不规范的途径进口过来，然后在国内进行简单的处理加工形成一些稀土氧化物。

程飞也指出，现在稀土进口这一块非常不规范，尤其是来自缅甸的进口。比如缅甸的黑矿，通过假报关的形式运到国内，然后就把这个黑矿洗白了，因为它通过报关也得到了稀土专用发票。

程飞还认为，还有一个问题值得关注，那就是目前我国稀土储量一直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实际情况还处于比较模糊的状况。

关于稀土的管理问题，程飞还向记者强调：“稀土不是一个东西，他是17个元素，你至少要把它分为两种东西两类，一种是轻稀土，一种中重稀土。这两种东西的策略是不一样的。”

程飞用了一个比喻来形容轻稀土与重稀土的区别：轻稀土就像做面包时候的面粉一样，每个面包都必须要用这个面粉。但是中重稀土就像那个奶油一样，高级的面包才会用奶油点缀一下，卖的价格高，也更好吃。

程飞表示：“稀土指令性计划存在是有意义的，但是由于稀土至少是两个东西，轻稀土和中重稀土的管理应该分开来看，中重稀土的管理确实应该更严格一些。”

高风平也认为，我们的中重稀土的储量已经非常之低，主要是之前开采的太快了。而北方的轻稀土国内比较充裕，在管理方法上应该区别对待。

战略底牌还是资源诅咒？

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稀土被很多人认为是中国的“底牌”。

然而，高风平反对这样的观点。他对记者表示，首先从资源储量上看，中国不是绝对垄断，只占百分之二三十左右。

另外，澳大利亚莱纳斯在马来西亚的合资工厂则可扩大生产，美国和欧洲在其中都有投资，其供应量足以解决一般性需求。而且，美国封存的矿山也可以启动投入生产。再说，每个国家都有战略性的储备。

高风平还表示，如果用这个产业做底牌，也会伤及国内稀土行业的企业。“现在全球的环境也变了，我们以前是单面的出口稀土，现在我们自己也进口大量的稀土。我们有些重要的稀土元素甚至对国外的依存度达到了一半以上”。

“目前，稀土产业很难做到‘逆全球化’，相反，因为进口增加，我们还要有全球产业链思维，维护国家资源安全，经济安全。”高风平强调。

经济学中有一个术语叫做“资源的诅咒”：丰富的自然矿产资源反而会阻碍一个地区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高风平认为，稀土资源就存在严重的资源诅咒问题。

“开发在这里，结果当地越开越穷了，地方反而没能发展。中国有比较多我们称之为资源转型城市，这些城市开采过后，结果最后产业资源用完了，产业走了，年轻人也走了，整个城市显得很荒芜。”高风平谈到。

“现在虽然环境治理的决心很大，不过很多地方的偷排污染现象依然还是有的。比如，南方一些地方有通过洪水偷排的现象，北方空气污染问题较严重。要加大违法惩罚力度，当排污节约下来的污染处理费大于违法成本时，偷排就必然发生。”

典型的例子是赣州，用官方的数据来讲，稀土所产的污染，未来需要70年左右去治理，上百亿的治理成本。这个行业10多年的产值可能都不足以抵偿它在当地产生的污染代价。

高风平表示，对于这些资源转型城市，产业和就业的多元化比较重要。比如，澳大利亚的一个矿业厂员工总共就736人，而国内的矿厂可能有上万人的员工。

从卖“土”到卖产品

高风平指出，我们稀土是一种生产型垄断，其实没有达到市场真正的垄断，没有垄断性的市场价值。未来，中国稀土的竞争对手可能来自于一些环境治理更差的国家。这些国家不会把环境污染成本加到稀土产品中。比如，东南亚的马来西亚、缅甸等国家，还有来自非洲的稀土。

高风平进一步分析称，过去中国能够在稀土出口方面占主导是因为成本很低，然而，非洲这些国家的成本更低，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稀土产能近年转移到亚非地区，国家要予以高度重视，一方面，一定要注意投资安全，同时这一定会对国内的稀土企业生产造成压力。他们的生存将面对更大的压力，因为下游做不强，高科技研发、应用较少，上游有资源、原材料方面的竞争。

高风平表示：“这可能导致我们国家稀土产业腹背受敌。”“现在做稀土的企业，做低端产品要比做研发的挣钱，从企业报表就能看出来。下游的应用涉及到非常多的领域，磁性材料是其中的一种，当然这两年也取得了一些进步。”高风平说。

从法律层面，高风平还表示：“我们下游端为什么有的企业现在做的很难？在这些领域存在专利技术壁垒，比如在美国有这样的一个申请，这个产品就不能卖到美国，卖到美国就必然受到诉讼。这些法律上的问题其实是给我们下游端的企业也造成了一些障碍。但是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克服的，只要企业用心去做。”

为了了解目前稀土永磁企业的技术现状，记者以投资者身份咨询了金力永磁（300748.SZ），对方表示，虽然目前日本在专利技术上占有优势，但公司能从国内的市场获取相关数据，并将现有技术实现商业化的应用。虽然在高精尖领域暂时落后，但这些领域在短期不一定能够很快实现商业化。在能够商业化的领域，公司都有相关的布局，比如风电、变频空调等。

中科三环（000970.SZ）也对记者表示，该公司生产的产品覆盖了高端和中低端。高端的磁产品供应智能手机、耳机、计算机硬盘等。高端的产品可能会添加2%左右的中重稀土，而低端产品就不需要中重稀土。

近段时间，东吴证券分析师杨件在分析报告中指出，到2025年，我国钕铁硼需求将达40万吨。其中，高端钕铁硼需求将达到25万吨，中低端钕铁硼需求将达到15万吨。

据杨件介绍，永磁相对于软磁来说，是指一经磁化即能保持恒定磁性的材料。相较于其他永磁材料，稀土永磁具有既可达到传统电动磁电机所无法比拟的高性能，又可以制成能满足特定运行要求的特种电机，因此主要用于新能源和节能领域。

钕铁硼永磁材料在汽车领域的应用主要包括新能源驱动电机及汽车零部件微特电机。风电方面，高性能钕铁硼磁钢主要用于生产永磁直驱风机，永磁直驱风电机组具有结构简单、运行与维护成本低、使用寿命长、并网性能良好、发电效率高、更能适应在低风速的环境下运行等特点。

高风平表示，企业不能够只卖“土”了，要卖点技术和研发。对于中国稀土的出口比例，第一应该稳步递减。第二还是要适当的参与，也不是说就不出口了，但是，出口应该是以下游产品有研发、复合价值比较高的为主，而不是仅仅资源出口。

关于稀土总量指标的制定，高风平认为，稀土的指标应该面向下游实际应用，而不能以出口为导向。比如，应以下游的需求来管控上游的开采量。“一个制造业强国一定要把宝贵的原材料用在本国最需要的关键领域。”他一再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