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最早对垃圾分类的规划可追溯至1995年颁布的《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然而此前数轮垃圾分类尝试均以宣传教育为主,整体收效甚微,前端错误分类及后端先分后混现象严重。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提出加快建立垃圾强制分类制度,措辞强调“强制”,为新一轮垃圾分类工作奠定基调。2017年3月国家发改委、住建部提出将在46个试点城市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并制定考核细则,计划在2020年底前形成可复制和可推广的生活垃圾分类模式。
2019年6月6日,住建部、发改委、生态环境部等九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决定在46个试点城市的基础上,自2019年起在各城市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到2020年底,46个重点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到2025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同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订草案)》并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草案》加快建立垃圾处理系统和垃圾分类制度提出要求,生活垃圾分类有望首次纳入国家立法。
城市层面,2019年7月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开始实施,上海成为全国第一个实施“垃圾强制分类”的城市。北京、深圳等地也在积极推进居民垃圾强制分类立法工作,垃圾分类即将进入“强制时代”,根据目前披露方案,北京、深圳垃圾分类方法与上海大同小异。垃圾分类方法应与当地后端处理设施技术路线相适应的,日本、德国不同地区垃圾分类细节也不同,由此可推断在国土面积辽阔、地域差异较大的中国,不同城市间垃圾分类方法将出现较大区别。中国也可能出现出现欧洲路线(区分是否有机可降解)以及日本路线(区分是否可燃)并存的局面。
总体来看,我国在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方面尚没有足够的经验,相关产业链的完善和有效需求的形成还需要一定的时间,相关行业出现爆发式增长的可能性较小,但长远看,2019年至2025年间,随着垃圾分类从46个重点城市向全国300余个地级以上城市推进,生活垃圾集运、分类、回收处理等专业设备的需求空间会越来越广阔,相关企业将迎来逐步发展的机会。
垃圾分类产业链分为前端分类投放、中端收集转运以及后端处理处置:上游由居民产生生活垃圾,对垃圾进行分类、投放;中游,部分有回收利用价值的垃圾由个体户或回收企业回收后进行综合利用,而一般生活垃圾则由第三方的环卫服务企业或各地负责环卫工作的事业单位进行垃圾的清扫、收集和运输;下游由垃圾最终处置企业进行处理。
我国垃圾分类处理产业链还不成熟,从目前实践情况看,后端处理能力缺口巨大,发展机会较为确定,前端清运市场结合互联网+,可能有多种业态,尚待观察。
前端分类环节指居民在源头进行垃圾分类,按照基本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干垃圾四分法进行分类,保证后续过程能够充分发挥作用。上海实行的《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在前端分类方面做进一步明确。对于前端分类环节来说,垃圾分类APP、餐厨垃圾处理器、社区垃圾站设备及识别和处罚系统建设商等新业态将诞生,但目前来看市场空间较为有限。
首先,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后,居民垃圾桶使用量翻倍,然而该市场技术门槛较低,市场较为分散,龙头企业受益但优势并不明显。此外,目前政策鼓励“互联网+回收”以及智能回收等方式,但当前环卫清运类、垃圾处理类上市公司普遍不具备大型互联网平台运营经验,短期来看难以捕捉“互联网+回收”模式带来的机遇。最后,厨余垃圾处理器虽然符合懒人经济,然而全球来看,由于厨余垃圾处理器会显著提高对排水管网和污水处理厂的压力,各国态度不一。对于我国来说,大多数城市污水管网在设计之初并未考虑厨余垃圾处理器,难以承受大规模普及,因此产业链前端释放空间较为有限。
根据前端分类,对各类垃圾进行区别收集转运,干垃圾转运至填埋或焚烧厂,湿垃圾转运至餐厨垃圾处理厂,可回收垃圾转运至拆解、再生利用企业,有害垃圾转运至危废处理厂。
考虑到目前“干湿分离”重点针对餐厨垃圾的分类处理,因此垃圾收集转运领域的主要市场拓展空间集中在环卫行业根据《城市环境卫生质量标准》,环卫行业所涵盖的作业包括生活垃圾清扫、收集、运输和建设垃圾中转站、公共场所环境卫生、道路清扫保洁、公厕运营等。包括垃圾收转车、中转站及相应预处理设备。环卫服务的购买者,主要有两种付费方式,政府购买服务和PPP项目。由于环卫服务项目成本构成中60%以上是环卫工人工资,因此环卫服务项目的政府回款较快,且非常稳定,根据合同约定,政府会按月或者按季度给第三方环卫服务企业支付相关费用,且在长期项目逐步成为主流趋势下,未来行业的收入会呈现长期稳定的特点。细分来看,干湿垃圾分别处理后,垃圾车总需求量有所增加。而建立垃圾中转站的优势在于能够通过预处理进一步减少垃圾的转运量和已分类的垃圾质量,进而提高车载效率并减少运行成本。随着国家垃圾分类政策的开展,合理地建设垃圾中转站能够提高政策推行的效果,市场增长空间也较大。
当前,全国环卫服务行业活跃企业超过5000家,中小企业为绝大多数。激烈的竞争使得环卫服务行业的市场集中度非常分散,前十大企业的市占率之和不超过20%。但近几年招标的市场化订单期限较短,2018年平均期限为4.6年,由于各公司的运营管理以及工作效果存在差异,预计未来随着合同到期以及行业内项目的并购推进,行业市场集中度将处于提升趋势。代表企业有龙马环卫、盈丰环境。
对于再生资源产业而言,由于我国已经具备较为完整的资源回收产业链,因此垃圾分类对再生资源产业的影响主要在中端收运环节。如果未来强制分类得以落实,以废品回收员、拾荒者为主的废品回收系统将被市政垃圾收集系统取代,未来市政垃圾回收系统或与废品回收系统实现“两网融合”,市政垃圾运营商存在机遇。
根据之前分类结果将不同的垃圾进行不同的处理,主要分为三方面垃圾焚烧企业、厨余处理企业以及再生资源企业。
垃圾焚烧
在现有补贴机制下,垃圾分类对焚烧发电厂收入端影响较小,甚至是负面影响,但成本有所降低。垃圾焚烧企业的收入包含两大部分,一是政府给予的垃圾处理费补贴,目前全国垃圾处理费水平在65元/吨左右,不同项目间的处理费差异较大;二是垃圾发电取得的网费电费。入场干垃圾量的减少或导致垃圾处理收入降低,垃圾分类后干垃圾热值提高,焚烧产生的上网电量也会随之提升,但热值提高带来的发电量无法获得优惠电价。因此短期来看,综合考虑处置收入和发电收入,焚烧业务的收益规模将受到负面影响,不过预处理流程以及助燃剂使用量的减少能够降低垃圾焚烧厂的成本。
我国的垃圾焚烧产业集中度偏低,2017年CR10仅为40.64%,中国光大国际、中国环境保护、上海环境、瀚蓝环境以及伟明环保分列前五。未来随着环保要求的提升,不达标的垃圾焚烧处置企业被清出市场,行业集中度将进一步提升。
厨余垃圾处理
餐厨垃圾由餐饮垃圾(主要来自饭店、酒店)和厨余垃圾(主要由家庭产生)组成。目前,由于尚未全面实行垃圾分类,厨余垃圾一般不单独处理,餐厨垃圾主要由餐饮垃圾构成,餐厨垃圾的处理方式有:填埋处理、饲料化处理、好氧堆肥、厌氧发酵、以及生化处理。填埋处理是早期世界上比较通用的做法,填埋餐厨垃圾对填埋场地污染较小,但是由于餐厨垃圾拥有较高的利用价值,国际上餐厨垃圾填埋处理率近几年明显下降。在其他几种处理工艺受制于末端资源化产品出路的情况下,厌氧发酵的产品(甲烷)销路较好,目前已成为主流的餐厨垃圾及集中处理技术,2017年111座已知技术路线的规模化餐厨垃圾处理设施中利用厌氧发酵技术进行餐厨处理的多达80座(处理能力1.6万吨/日,占比76.1%)。
垃圾分类对餐厨行业有两大重要影响:1)湿垃圾(基本为厨余垃圾)占生活垃圾的37-62%,分类后厨余垃圾的收运处置将成为城市运行的新刚需;2)分类后餐厨垃圾成分有望显著改善,原先含量较高的塑料袋、玻璃等杂质大大减少,从而降低处理成本。
垃圾分类后,厨余垃圾处置的理论投资建设需求和新增运营市场空间比已有的餐饮垃圾处置更为广阔,但目前仍未有规模化的发展,主要由于需求未释放以及处理技术的单一化致使商业模式不顺(目前主要使用厌氧发酵技术)。厨余垃圾的处理工艺和餐饮垃圾并无太大区别,但是厨余垃圾因为来自家庭,相较来自酒店饭店的餐饮垃圾而言,废弃油脂的含量占比极低,能够生产的资源化产品有限,因此在资源化产品出路不畅的情况下,厨余项目的盈利将全部依赖政府补贴,在利用厌氧发酵作为处理工艺的基础上,除非能够获得较高的、且有支付保证的政府补贴,否则厨余项目较难实现盈利。
餐厨处理企业方面,从2015年看向2019年,餐厨行业格局发生了三大变革:1)入行企业数量增多,且背景更为多元。目前共有30多家企业从事餐厨垃圾处理,除了提供方案的科技型企业,还包括垃圾焚烧企业、综合环境服务商、设备制造商等。2)市占率排名靠前的企业大多同时为垃圾焚烧龙头运营商,包括光大国际、首创、杭州锦江、中国环保、上海环境、伟明环保等。3)总产能扩增下,行业集中度有所降低,目前排名前八企业拥有33%。
虽然从长远的角度看,垃圾分类将改善餐厨垃圾的盈利水平,同时给厨余行业带来市场空间增量,但是当前这两个细分行业的发展仍存在较多问题。不过目前上海已经在餐厨和厨余行业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也可对其他城市起一定的借鉴作用。
经济发展是垃圾生产量的第一驱动力,预计较长时间内我国生活垃圾仍将保持高速增长,根据E20研究院预测,垃圾分类回收将是我国又一个百亿元级别的潜在市场,市场空间将在2019~2020年逐步开启。
目前,垃圾焚烧、餐厨处理、大型垃圾转运站等涉及工程建设和持续运营的投资较大的项目,一般都采用PPP模式进行建设运营。从wind的PPP项目库看来,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较多,涉及177个项目,总投资金额924.86亿元,单体投资金额普遍在亿元以上;餐厨垃圾项目共30个,总投资金额59.92亿元,四川、广西、浙江项目较多;由于垃圾分类起步不久,直接针对垃圾分类的项目目前还不多,共11个,投资金额25.85亿元,涉及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站、环卫分类一体化运营、湿垃圾处理厂、填埋场等项目。
而对于前端垃圾分类、运输和相关的运营服务,除了PPP模式以外,目前46个试点城市中超过7成的区域也会通过市场化招标方式采购垃圾分类运营服务,其中近两成的城市垃圾分类运营服务合同金额超过1亿元。以上海为例,在今年底将“配齐”接近952辆湿垃圾运输车辆、逾4000套(台)干垃圾转运系统设备、15辆有害垃圾专运车。到2020年,上海还将建成8000个回收网点和210个中转站,目前形成了由11家企业参与的可回收物市场主体格局。
在千里马招标网上,2018年9月—2019年6月垃圾分类相关订单共352份,订单大都属于政府采购,采购内容主要涉及分类垃圾桶、垃圾分类运输车、垃圾分类督导服务、中转站等垃圾分类治理设施和运营服务。分地区而言,这些垃圾分类采购订单呈现出显著的东部强于西部,南方多于北方趋势。在352份订单中,有165单位于华东区域,96单位于中南区域,60单位于华北区域。而西南、西北、东北地区的数量分别为11单、10单、10单。
分省份而言,垃圾分来订单总体分布多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订单数量前五的省市为江苏、浙江、北京、河南、湖北。经济发达程度与订单数量呈现正相关关系。具体项目地点上,一线城市,如北京、上海,以乡镇、街道为主;数量密集的二线城市,如郑州、南京、武汉,则集中在城区,分布密集,多以街道或小区分包形式招标;三线城市多为试点项目,数量较少。个别经济发达且垃圾分类实施较早、水平较高的城市,如嘉兴市、绍兴市(嘉兴、绍兴分别位列2017垃圾分类10强城市第四、第八),则已下沉到村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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