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决决历史长河,空气污染不是新鲜事。
长久以来,人们一直都把城市的煤烟视为一个问题,视作对健康的一种威胁。
在古代城市中,烟雾和煤烟是主要的空气污染物。
在将近2000年之前,对于烟雾污染的民事索赔就已被提交给了罗马法庭。
在英国伦敦,早在14世纪就曾发布了一份皇家宣言,禁止在伦敦使用煤,“第一次违犯处以大笔的罚金和赎金,第二次违规,则拆毁他们的炉灶”。
自工业革命爆发以来,现代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逐步形成,人类从农业社会过度到城市和后工业社会。
与之相伴的是化石能源的急剧消耗和机动车保有量的迅速增长,欧美发达国家中的大城市先后出现过一系列严重的局地空气污染问题,包括煤烟型污染(伦敦型烟雾),机动车尾气污染和光化学烟雾(洛杉矶型烟雾)等。
爆发于19世纪40至60年代的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
如今,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拓展,一些污染物通过扩散、输送,最终散布到整个大气层并带来不容忽视的影响,如跨越国界的酸雨(酸沉降)、带来全球影响的臭氧空洞(平流层臭氧耗损)和气候变化(温室效应)等,引起了全世界的普遍关注,先后被推到了世界政治的中心,环境问题治理,已经刻不容缓。
目前,在发达国家,与燃煤有关的工业烟雾已逐渐成为一桩往事, 而大气中的细颗粒物(PM2.5)、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等则是普遍受到关注的重要问题。
其中,对大气颗粒物(PM)污染的控制发韧于伦敦烟雾事件,最初所关注的是燃烧排放的黑烟( black smoke 或soot);由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工业化地区大气颗粒物污染的加重,先后关注总悬浮颗粒物(TSP )和可吸入颗粒物(PM10)。
发生于1952年12月5日的“伦敦烟雾事件”,这场毒雾共造成至少4000人死亡,数百万人受影响
随着科学认识的不断深入以及技术的不断进步,为了更好地保护健康,PM2.5 成为越来越受关注的重点。
同时,大气中PM2.5与低空臭氧(O3)、酸雨和气候变化等区域和全球性环境问题密切相关,因其复杂的源排放体系、多种大气物理化学过程相耦合的环境行为及其与气态污染物的相互作用、区域及全球尺度的环境影响等,被科学家、工程师和众多其他方面的人士作为研究热点。
进入工业社会后,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环境与社会问题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已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
人们在尽情享受工业化生产和城镇化生活带来的发展成果时,各种环境问题也从天而降,给人们日常生活甚至生存带来了巨大威胁,引发了各种社会问题。
从18世纪60年代第一次工业革命至今,环境与社会问题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两者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经济快速发展对环境保护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有利有弊。
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机的大量应用开启了人类工业时代的污染史
与此同时,科技创新和革命性技术的产生,对旧问题提供解决办法的同时也带来了新问题。
总体上,世界环境保护的历史,就是一部处理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史,环境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发展的结果也需要依靠发展来解决,大气环境问题也不例外。
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互相协调
影响环境与社会的主要事件和行动
(按时间轴顺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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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6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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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科技革命,蒸汽机作为动力机并被广泛使用,社会财富随着生产工具的机器化暴增,社会发展进入大工业经济时代。
人口大量流向城市和工业城镇,导致生活环境变差并造成局部污染。
自然资源,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被大规模地开发和利用。
19世纪2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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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人口、人类活动和环境压力急剧增长。
欧洲人口快速增长,大量人口移民到美洲、大洋洲和非洲,全球人口分布发生变化。
1870~19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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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科技革命,以电力的广泛应用、内燃机和新交通工具的使用、新通信手段的发明和化学工业的建立为标志,世界进入“电气时代”,石油成为主要能源。
西方国家采取了大量措施,颁布了一系列污染防治法规,如英国《碱业法》和《河流防污法》,日本大阪府《工厂管理条例》。
美国、法国等国也陆续颁布了防治污染的法规。
建立国家公园等对生态环境进行保护的措施越来越多。
城市规划进入了新时期,重点关注水供应和公共卫生。
1900~19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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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性的社会组织积极参与自然和景观保护,努力获得自然和文化遗产的长期所有权。
在城市规划中,通过改善室内外生活环境,将公益住房的推广与环境、社会发展目标联系起来。
1920~19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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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国家煤炭、治金、化学等重工业以及战时工业大规模地建立和发展,由于缺少针对性的污染防治措施以及对生态效益的忽视,大气、土壤和水域遭受到持续不断的污染;战后城市化也带动了郊区得到发展。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达到环境问题爆发高潮,包括日本足尾铜矿区废水污染农田事件,比利时马斯河谷工业区大气污染事件,美国洛杉机光化学烟雾事件和多诺拉烟雾事件等。
1950~19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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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科技革命爆发,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宇航工程、生物工程等领域出现了重大发明和突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大国竞相发展,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
工业活动和私人汽车快速增长,健康问题随之急剧增加。
各种大气、士壤和食品污染公害事件加剧,包括1953~1965年的日本水俣病事件;1955~1972年日本富山县的骨痛病事件以及1968年在日本九州爱知县等23个县府发生的米糠油事件等。
1969年美国制定国家环境政策法令之后,西方国家相继成立环境保护专门机构,并颁布和制定了一些环境保护的法规和标准,以加强法治。
国际层面对环境变化(跨境空气污染和水污染,区域和全球问题)的意识得到提升,如加拿大和美国共同建立国际联合委员会。
1970~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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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采伐和开荒、过度捕捞、平流层臭氧耗竭、化学污染、气候变化等一系列问题逐渐被公众所了解并要求采取相应的行动。
工业化国家重要流域逐渐得到修复,城市空气污染也得到控制。
环保部门以及非政府部门开始用专业化、集成化和系统化的手段解决公共卫生、自然景观和资源等领域的问题。
重大工业事故频发,导致了法律法规的强化以及社会自发志愿行动的增加,比如针对化工企业的企业责任等。
1970年,上千个组织参与了第一个地球环境日活动。
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
全球环境变化的人文因素计划得以建立。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提出“可持续发展”,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世界委员会对此再次进行重申,可持续发展逐渐被世界各国人民所接受。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建立,通过联合国及其机构发挥协调和促进的作用。
20世纪70年代早期,人们发现并开始关注全球性的环境变化问题。
国际非政府组织(如罗马俱乐部)联合国际的、国家的和当地的公民社会组织参与环境行动。
形成了一些区域性多边环境保护协议,如欧洲《远距离越境空气污染公约》,以及一些针对荒漠化和化学物质的协议。
1990~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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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进入全球化时代,计算机网络技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基因工程技术、微电子集成技术等学科高度融合并产业化。
1991年,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在中国召开,通过并发表了《北京宣言》。
次年,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在北京成立。
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会议通过了《里约热内卢宣言》和《21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性文件,标志可持续发展被全球持不同发展理念的国家普遍认同。
200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在约翰内斯堡举行,将注意力转到消除贫穷和环境可持续发展上,形成千年发展目标。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卫生组织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对国家、地区、全球生态进行系统、综合的评估和展望。
通过互联网等各类社会媒体,环境和社会相关问题的传播范围和关注度明显扩大。
形成了一些国际环保公约,如《维也纳公约》、《蒙特利尔议定书》,达成了一些环境全球治理的共识和原则,如“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等。
2009年在哥本哈根召开世界气候大会,商讨至2020年的全球减排协议。
2010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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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里约峰会 (Rio+20),集中讨论两个主题:①绿色经济在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方面的作用;②可持续发展体制框架(包括确立可持续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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